*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
抗血小板药物已被广泛用于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（PCI）后患者的治疗，但是其使用后的血小板反应性升高成为临床上新的困境。多项临床研究提示，患者接受氯吡格雷治疗后的血小板高反应性（HTPR）发生率普遍高于30%[1-6]；此外，TRILOGYACS研究还提示，约40%患者在应用氯吡格雷1年后仍持续存在HTPR[7]。而这种HTPR已被证实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（ACS）患者缺血事件和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显著相关[8]，也被临床医生称为氯吡格雷抵抗。氯吡格雷抵抗的发生机制尚不明确，目前临床上认为这与CYP2C19基因多态性等因素可能相关[9]。作为一种前体药物，氯吡格雷需要经过肝脏细胞色素P酶（CYP）的代谢才能转化为有活性的代谢产物发挥临床作用[10-11]。既往已有许多研究评估CYP2C19基因多态性与氯吡格雷抗血小板反应之间的关系[12-16]：这些研究表明CYP2C19功能缺失（LoF）等位基因（如CYP2C19*2或CYP2C19*3）是导致氯吡格雷活性降低的原因，并与心血管不良事件（MACE）风险增加有关。既往对于ACS患者氯吡格雷高血小板反应性和临床事件之间的关联已被证实，但对于稳定型冠心病（SCAD）和氯吡格雷抵抗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数据进一步阐明。迄今为止有四项大型荟萃分析[17-20]证实了冠心病患者CYP2C19基因多态性与氯吡格雷治疗后MACE之间的关系，但以上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纳入的患者包括SCAD和ACS，这可能会对于判断CYP2C19LoF基因对SCAD患者的影响造成偏倚。
近期，CardiovascularDrugsandTherapy杂志发表了一项探讨接受PCI术的稳定型冠心病患者服用氯吡格雷后，CYP2C19LoF等位基因与MACE关系的荟萃分析[21]，补充了在SCAD患者中相关性的证据。图1文章发表
这项荟萃分析纳入了21项研究的例SCAD患者，其中46.7%的患者携带1或者2个CYP2C19LoF等位基因，并且亚洲人群携带CYP2C19LoF等位基因的比例（57.2%）较西方人群（31.1%）更高。
分析发现携带CYP2C19LoF等位基因者相比非携带者，发生MACE[包括心血管死亡、心梗（MI）、卒中、支架血栓形成和血运重建]的风险显著增加（OR：1.71，95％CI：1.51-1.94，P0.），主要归因于心血管死亡（OR：1.43，95％CI：1.02-1.99，P=0.04）、心梗（OR：1.75，95％CI：1.42-2.16，P0.）、卒中（OR：2.30，95％CI：1.52-3.47，P0.）和支架血栓形成（OR：4.08，95％CI：2.52-6.61，P0.）风险增加。图2携带CYP2C19LoF等位基因且接受接受氯吡格雷治疗的冠心病（CAD）患者vs非携带者MACE森林图。
基于种族的亚组分析显示，MACE风险的增加在亚洲患者更为突出（OR：2.03，95％CI：1.72-2.40，P0.），远高于西方患者（OR：1.35，95％CI：1.11-1.63，P=0.）。
研究还对使用氯吡格雷双联抗血小板治疗（DAPT）和单抗（SAPT）对MACE总体风险的影响进行评估，结果显示，随访期间，携带CYP2C19LoF等位基因的患者无论接受DAPT还是SAPT，MACE风险均显著增加（DAPT，OR:1.75，95%CI:1.47–2.10，P0.vs.SAPT，OR:1.68，95%CI:1.41-1.99，P0.）。
此外，CYP2C19LoF等位基因携带者的出血事件与非携带者相比无显著差异（OR：1.11，95％CI：0.85-1.45，P=0.43）。
研究启示1.CYP2C19基因多态性与氯吡格雷抵抗相关性强在携带CYP2C19LoF等位基因的患者中，由于CYP2C19LoF等位基因不能将前体药物氯吡格雷转化为其活性形式，这反过来可导致由于氯吡格雷治疗失败而使MACE风险增加，尤其是亚洲患者。携带两个CYP2C19LoF等位基因的患者发生MACE的风险明显高于非携带者。
此外，其他研究也证实了吸烟状况、年龄或体重的差异也与氯吡格雷疗效相关[22-25]。全基因组分析也提示[26]，CYP2C19基因多态性只能解释部分氯吡格雷抵抗。临床医生对于氯吡格雷抵抗的重视程度仍需提升。
2.亚洲患者尤需